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李永杰)8月15日至18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主办的IPP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在四天的会期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数十人济济一堂，集中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发展的历史和重点问题，国际国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公共政策模式，以及中国未来公共政策发展与变迁可能的方向及政策建议。

　　中国的公共政策随着国家的改革开发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东亚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的作用。学者表示，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得以实现。或者说，公共政策一直是推进国家各方面变革的主要动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汉斯?道维勒结合个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决心从依赖低成本和低附加值出口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建设的增长模式转向依赖高附加值产业、服务业和国内消费的模式，这必将涉及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教育、文创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离不开良好的公共政策。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前联合国（纽约）经济发展主任GCNMDC(全球文化网络和协调各文明间对话)总裁梅里?马达沙希表示，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迄今还没有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有凝聚力的社会模式，因为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缺乏相称的、连贯的社会政策。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发展出涵盖复杂问题和挑战的本土社会政策。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的主题发言中围绕“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间既然已经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还能屹立不倒”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中国政治通过改革而得到了生存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学习、适应和变革能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最终理解、吸收并执行了促成西方发展的所谓的“七大支柱”，包括将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实用主义文化以及教育等在内的方式应用到国家对财富和力量的追求。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在于执政党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进行自我创新。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世界都出现了民主危机的时代，中国制度实验的意义尤其重要，其经验可能会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