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江南地域经历了从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历史过程。秦汉时期，江南在中原人的眼中仍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化外蛮荒之地，汉代司马迁《货殖列传》里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之说，应该是当时的普遍认识。历史上最初以江南为地名的是在唐朝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便是在江南道，这是一个大江南的地理概念，囊括今天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相对于拥有九个道的北方而言，江南在国家财政上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这一情况随着大运河功能的日益显现而迅速改观。开元二十一年（733）江南道一分为三：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政区划分的从大到小，显示江南经济重要度的提升。唐代后期以降，江南粮食便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送，这一方面加强了江南沿运河城市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亦加大了当时江南地区接受北方先进文化辐射的力度。因此，可以说大运河的存在第一次奠定了江南地区内部网络联系的基础，同时也初步塑就了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性格。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已南移。“江南卑湿”已演化为世人向往的“梦入江南烟水路”。明清时期，江南已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最迟以江南为行政区划的是清顺治二年（1645）的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二省，当然也含有今天的上海，不过存在时间不长，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就正式分立为江苏、安徽两省了。

　　江南地域的变迁除了行政因素外，还受自然地理与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影响。古往今来，约定俗成的江南地域是指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环太湖地区，它首先是个自然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区域市场体系的概念，与行政区划并不完全重合。

　　对于江南而言，16世纪以后，沟通东西部的长江所起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同时，海运在商业贸易中的作用亦得以凸显。在苏州作为江南中心城市的时代，江南区域内部的整合加速进行。在江南区域整合的过程中，除了市场之外，文化也是一双无形的手。

　　环太湖地区有网络状水系相联，水系不仅为载运物资，也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随着苏州市民文化的繁荣，明末清初兴起的苏州评弹成为苏州的“文化品牌”，通过说书人“走码头”，深入到江南的每一个细胞中去，推动了江南地域内文化的整合。评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其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而且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苏州评弹分为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现在所知大约有150多部长篇书目。试想江南人自小至老听着差不多同样的书目，三国、隋唐英雄故事，白蛇传、珍珠塔、玉蜻蜓的传统伦理，在江南人心中滋养出了同样的价值观、伦理观。

　　苏州文化品牌以其高雅、精美流行起来，苏州人喜欢的服饰、器物、字画、古玩、优伶等，都有品牌产品，引领着时尚，以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文化品牌的传播，超越了环太湖地区的江南，对周边城市或区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而周边城市或区域则有着向中心聚集的内聚力。执商界牛耳的徽商，就源源不断地把苏州文化品牌输送回徽州，以致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随着苏州与徽州等地的互动与相互认同，长三角或者说大江南已初具雏型。

　　太平天国战争后，上海取代传统时代的苏州成为江南的中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机器大生产和金融业、海运业逐渐成为上海经济的命脉，其辐射力更为强大。作为上海文化品牌之一的苏州评弹，曾先后在安徽合肥，苏北海门、启东，浙江宁波等地落户，建立演出团体。在新的时代里，江南由小而大是富有历史逻辑的过程。一个以上海为龙头，囊括苏、浙、皖的新江南——长三角正在崛起。富有张力的江南文化必将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