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8日,日本法务省发表公告称,东京拘留所对横滨市地方法院经陪审团参与审判并判处死刑的死刑犯津田寿美年执行了死刑。这是2009年5月日本实施陪审团制度以来首例有陪审团参与审判的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引起了日本政府、法律界人士对将死刑纳入陪审团审判案件范围是否合理和加大对陪审员心理辅导的讨论。

　　陪审团参与判决死刑犯26名

　　日本陪审团制度自2009年5月正式实施以来,有陪审团参与并判死刑的犯人共26名,截至目前,其中有7名死刑犯被核准,另有3名被核准为无期徒刑,剩余的16人均处于上诉阶段。此外,截至今年3月,日本全国曾担任过陪审员的普通民众共有5万8千人。

　　此次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津田寿美年2009年5月连续杀害了一家3口,后经陪审团参与审判以杀人罪判处死刑。案件中犯人津田因为对住在隔壁的71岁老人柴田嘉晃开关门的声音不满,用菜刀杀死了柴田。随之又杀害了在另一房间中的柴田的爱人和兄长。2011年6月,横滨地方法院由6名民间人士和3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经过两个星期共8次陪审团审理,最后下达了死刑判决。对于判决结果,津田的律师提出上诉,但津田本人则在判决时表示要以命抵命,并在同年7月撤消了上诉。

　　在日本法务省对津田寿美年执行死刑的当天,仙台拘留所对另一名犯有抢劫杀人罪的犯人若林一行也执行了死刑。但与对津田执行死刑不同,因为对若林的审判并没有陪审团参与,日本民众对此并未给予过多关注。

　　日本媒体对此次首例由陪审团参与并判决死刑的犯人被执行死刑评论称,这是法务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是日本陪审团制度实施以来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必将对陪审团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法院为陪审员提供专业支持

　　在日本引进陪审团制度之初,有大量法律界人士就曾指出让完全不懂法律的普通民众担任陪审员,将在心理上给他们带来很大负担。而2013年3月福岛县地方法院判处一名抢劫杀人犯死刑的案件中,一名五十余岁女性陪审员因为看过受害者遗体的照片而受到心理冲击突发急性心理障碍,第一次把陪审员面临的极大精神压力问题暴露在民众面前。尽管为减轻陪审员的心理负担,日本最高法院专门设置了咨询电话为陪审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但从2009年日本正式实施陪审团制度以来,仅有324人次通过咨询电话接受过心理辅导。

　　《读卖新闻》就津田被执行死刑发表评论称,死刑是最严重刑罚,与犯罪毫不相干的普通民众担任陪审员,并被要求作出是否对罪犯处以极刑的判断,之后得知犯人被执行死刑,陪审员在精神上是不是能够承受这样的负担,这是日本引进陪审团制度最初即存在的问题。

　　然而,《读卖新闻》也指出,通过市民参与案件审理,有利于普通民众加深对死刑制度和死刑执行的理解和关注,这是引进陪审团制度的意义之一。法院在设立咨询窗口为陪审员提供精神层面支持的同时,也需要在考虑到陪审员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主动与他们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更为细致的关照。

　　司法界呼吁完善陪审团制度

　　在12月18日本首例被陪审团判处死刑的犯人被执行死刑后,曾参与对犯人津田寿美年审判的多名陪审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冲击。对于这一问题,在当日日本法务省举行的记者会上,法务大臣岩城光英对于设法减轻陪审团成员心理负担的提问表示,这将是今后需要探讨的议题。

　　在日本引进陪审团制度之初,曾有多名参与制度设计的法律界人士指出死刑将加大陪审员心理负担的问题,但法务省认为引进陪审团制度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增进国民对司法的认知,如果将死刑案件从陪审团审判案件范围中剔除,那么引进陪审团制度将丧失其意义。

　　2012年在陪审团制度施行3年之际,日本法务省依据《陪审员法》附则第9条规定,授权该省下属的“陪审员制度相关研讨会”对陪审团制度的施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向法务大臣提交了相关报告书。当时有曾担任陪审员的人士提出意见,要求将死刑求刑案件从陪审团审判案件中剔除,以此避免陪审员面临过重的心理负担,但当时法务省认为导入陪审团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即为让民众亲身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所以未作出修改。

　　但“陪审员制度相关研讨会”提交的报告书同时也认识到陪审员普遍面临心理负担的问题,因此建议加大对陪审员在参加审判全过程的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减轻心理负担,避免因此造成心理障碍。

　　在日本陪审团制度面临上述问题的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制度本身在促进民众了解司法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日本法务省针对曾担任陪审员的民众进行的公开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人表示在被选为陪审员之前心理上有排斥感,但审判结束后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有90%以上的人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