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贵州榕江县摆拉村女孩潘小嫩（左一）在搬迁前的村里（2013年8月4日摄）；下图：潘小嫩（左一）和同学在榕江丰乐移民新区内（2016年3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四大看点。新华社记者 马 研编制

　　淅沥小雨，泥巴路是湿的，空气是湿的，眼眶是湿的。45岁的赵殿江背着半袋苞谷登车去了县城。

　　3辆中巴车，载着惠水县好花红镇水源村上冲组的18户老少，载着18户老少的细软家当，别了木耳山，下到苦李冲，顺着涟江河，从泥巴路颠上水泥路，又从水泥路驶上柏油路。

　　离家这天的日子是公历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七，前两天，是中元节，当地叫“七月半”。照例，上冲组的男人们，提着纸钱，提着香烛，提着酒水，沉默着分头往山坡上的祖坟走去，人从来没有聚得这么齐过。

　　坟前点上香烛，燃着纸钱，洒过酒水，便一个个把额头砸在地上，再抬起来，有的满眼泪水，有的满脸欣慰，有的喃喃地跟仙逝已久的先人交流着什么。赵殿江面无表情，脑子里一遍遍过着小时候父亲背他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去水源上小学的画面，过着他自己年轻时候背三个儿子走一个半小时山路去水源上小学的画面。

　　“三个儿子都是从一年级背到二年级，一背就是六年呀！”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经开区明田安置点的新居里，赵殿江点燃一支烟，神色有些许自豪，又有些许悲壮。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未停歇。贵州更是如此，即便在贵州大山深处生息繁衍数千年的苗族同胞，至今依然自认蚩尤后人，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迁徙至此；更不用提始于明朝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8万三线建设者入黔，揭开了贵州工业化发展的大幕。

　　时至今日，一场涉及数百万人命运的移民迁徙正在云贵高原腹地上演。与往昔由外而内移民不同的是，这次迁徙由内而外，搬出世居的大山，作别眷恋的土地。故园，不再是“肠断处”；山外，“日夜柳条新”。

　　生 存

　　搬有搬的好处，不搬有不搬的顾虑

　　“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养老送终，承祀香火。”

　　75岁的赵登银眯缝着眼自问自答，天阴起来，背后是黝黑的山峦。

　　上冲组的赵氏一族在贵州惠水县好花红镇水源村算不得名门，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旺”族。赵登银的父母养活了6个姊妹，而他这一辈兄弟又拉扯起来16个子侄，“和外姓人争地抢水，没落过下风。”

　　而这旺族的荣光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渐渐消退，随着务工热潮席卷大江南北，这个处于麻山边缘的小山村亦被裹挟其中。最先走出去的是头脑活泛的几个刘姓年轻人。起初，当这些外姓人衣着光鲜地回到村里大谈省城贵阳和东南沿海大都市的繁华陆离时，赵登银心里只是报之轻蔑的讽笑，“踏踏实实守着这几亩地，拉扯好子孙才是正途。”

　　才过几年光景，赵登银突然发现连这嘲讽的对象也渐渐失去了。见了世面、攒下钞票的年轻一辈陆续在县城、集镇购房，扶老携幼举家外迁，原本还嫌拥挤的寨子仿佛一下子就清静下来。到2010年左右，上冲组45户人家只剩下20户，其中17户姓赵。

　　与此同时，赵氏子弟也不甘后尘，从南京到广州，如果顺着他们的足迹在地图上画一条线，恰好平行于东南沿海海岸线。即便多数赵家人没有狠下心来与故土来个“断舍离”，他们的生计来源也早已从几亩坡耕地转到城市的工厂流水线。于是，上冲日益萧索下来，余下孤寂的老人和日渐倾圮的老屋。

　　驱使他们背井离乡的，无疑是贫困。时至今日，水源村仍是省级一类贫困村，而上冲留守的20户人家有18户是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不足2000元。

　　两个外来媳妇这样讲述她们眼里的上冲——

　　赵登银的侄媳妇、赵殿龙的妻子宋老五1994年从贵州龙里县嫁到上冲，“晚上摸黑进的山，离了大路就闷头往上爬，爬到半夜才进家门，悔意当时就上来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了，后来才知道路被茅草掩着，就这么宽……”她边说边用两手的食指比划出两根筷子的长度。

　　赵登银的幺儿赵明刚在贵阳打工期间结识了“川妹子”毕小琼，两人于2006年领证结婚。虽然赵明刚早早给妻子“打了预防针”，但上冲的穷还是让毕小琼吃了一惊：“吃的是玉米磨成的面，住的是用木板搭的房子，四壁透风。第二年春节我生孩子，父母从四川老家赶过来，冻得他们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就商量要带我和孩子回宜宾，好说歹说才作罢。”

　　贵州穷，就穷在这一方山水。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90%以上，其中两成以上又是石漠化严重的地区，兼之不沿边不沿海，长期守着大山，贫困人口达493万。

　　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当头炮”。

　　“贵州是现有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年年扶贫年年贫，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要想彻底拔穷根，不得不搬出深山，换个环境谋发展。”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应政说。

　　其实，早在2015年启动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行动计划之前，贵州已经实施搬迁104万人，而在“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搬迁162万余人。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5年内对近千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国家送房子给我们，哪个不愿搬，最起码到集上买个米方便。”已过不惑之年的赵明刚在听到消息的第二天就找到村委会主任刘祥，在搬迁协议书上歪歪扭扭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搬出来，换个活法！”

　　“国家送房子”给贫困户，赵明刚说的并不夸张，按照易地扶贫搬迁现行政策，贫困户每人可得建房补助2万元，拆除旧房还有人均1.5万元的奖励。赵明刚这个六口之家总计可得补贴21万元，安置点的新居按照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的面积建造，这21万元不仅能覆盖建房成本，还有结余，由政府统一进行简装修和配置基本家具。

　　搬出来，换个活法。依托城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等安置地的承载能力，或商或工或农，已成为贵州各级党委政府斩断深山区、石山区穷根的共识。毕节市曾对407户1668名拟搬迁对象作调查，其中希望搬迁的有369户，占90.66%；21户不愿搬迁，仅占5.16%。而留守上冲的18户贫困户，只有两户仍然选择不离故土。

　　搬有搬的好处，不搬有不搬的顾虑。

　　最大的担忧仍然来自生存，“搬出去吃什么？”这几乎是每一个面对面动员群众搬迁的镇村干部需要解答的首要问题。

　　“下去没得活路，在这守着几亩土还能过生活。”赵登银83岁的堂哥赵登荣说。赵登荣不愿搬迁的另一层原因则出于对土地的眷恋，“守着祖宗的地，过着祖宗的生活”是他头脑里难易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