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发展动力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创造性破坏时期”。

　　中国政府对经济新常态的接受，表明中国愿意承受“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痛苦，从而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一词是由美国摇滚音乐人和战略投资家罗杰·麦克纳米在其2004年出版的《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一书中最早提出的。他认为，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一个“新常态”时代，即一个无法预知的时代，一个即使经济恢复了，也无法再回到过去辉煌的时代。

　　2009年，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穆罕默德·埃里安首次用新常态来描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痛苦的过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6年有余，但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复苏与经济增长的前景都还面临诸多障碍。本世纪前10年，金砖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的2.6%，也高于4.1%的全球平均增长率。但是近几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增速集体放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金融危机前的14.6%，一路下滑到2013年的7.4%，跌幅近半。中国经济放缓，一方面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主要的则是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根据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几个阶段。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深度调整，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处于从财富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的修正过程，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则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型的过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虽然发展程度差距明显，但是对创新产生了共同的需求。无论是从哪种阶段向创新驱动转型，都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成功转型则一片光明，转型失败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中国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大量的投资和人口红利，不过，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放缓，2012年则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在资本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加剧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如果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得不到遏制，那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日益衰竭，经济趋缓也就不可避免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告诉我们，当人均资本增加时要改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趋势，只能是依靠人力资本的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结合方式的改进，而这三方面都要依靠创新才能实现。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的现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使得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衰减，创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虽已崭露头角，但还远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情形：很多传统产业或业态处于一种痛苦的萎缩过程中，与此同时，另一些新产业或业态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据联商网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主要零售企业在国内共计关闭158家门店，远超2013全年35家的关店数，曾经风光一时的百货巨头集体迎来关店潮。在传统百货陆续关门时，网络购物却大行其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32亿，较2013年底增加2962万人，半年度增长率为9.8%。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发展动力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创造性破坏时期”。这样的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1890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曾经描述过。马歇尔把经济“创造性破坏发展”形象地比喻为森林成长：在一片大森林里，一些树基本长不起来了，这时候要保持森林活力，就要更换树种，以便这些新的树种以更高的生产力、更快的速度来生长。在眼下的中国，传统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就是这样一些“长不起来的树”，“创造性破坏发展”就是要拔掉这些树，更换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具有更高生产力的“新树种”。毫无疑问，这一过程会让人觉得压力沉重——对工人、企业家、银行、供应商、消费者以及受影响的地区和城市都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家会屈服于那些害怕失业的人的反对意见，抑制或阻止“创造性破坏”，只有少数国家接受并鼓励这种“创造性破坏”，因为他们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这种创新能够大幅提高国家的生产力以及国民的财富。

　　中国政府对经济新常态的接受，表明中国愿意承受“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痛苦，从而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分为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维持性创新是指对现有市场上主流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产品的改进和完善，而破坏性创新是指改变原有技术发展路径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本无优劣之分，如果要满足的需求相对固定，产品的生命周期长，维持性创新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创新路径，反之破坏性创新更有效。商业史一再表明大企业对维持性创新有本能的亲近感，同时对于破坏性创新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在这点上中国国有企业尤为明显。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倾斜，不仅削弱了国有企业创新的动力，也削弱非民营企业进行创新的能力（缺乏创新资源），使企业陷入对要素数量和产品成本的竞争，大大降低了破坏性创新出现的概率。从国民性方面来说，中国人自古以来遵循物质主义传统，而对经济没有文化性的超越。尽管经历了100多年的现代化和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并没有完全走出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式的利润追求满意水平很低，导致企业往往选择维持其现有的惯例而不选择搜寻新的惯例来替代现有的惯例，因而必然陷于“低技术锁定”状态。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指出：“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国举国上下对创新的讨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在绝大多数场所下是将其作为一个科技概念，或者是经济概念来讨论。伴随着这些讨论，中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201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11906亿元，占整个GDP的比重达到2.09%，仅次于美国高居世界第二；研发人数达到360万人年，居世界第一。研发投入不足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缺乏创造性创新了，创新，尤其是破坏性创新无疑应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在经济新常态时代下中国的讨论中心。只有把创新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讨论清楚了，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才会心中有数，手中有法，脚下有路。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要想不干涉市场的运作，并且让“创造性破坏”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就需要获得一种在思想上的飞跃。正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说的，摈弃旧的技术与旧的行为方式来采取新的东西，是提高生产力的唯一方法，也是可持续地提高人均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世界上只有那些发达经济体成功实现了这一飞跃。高盛在其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列举了8个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产业，称这些创新性产业带动的大趋势将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并迫使相关公司“适应或灭亡”。在高盛列举的这些产业中，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等上榜。大数据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数据量很大、数据形式多样化的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产业则是指与大数据的产生、采集、存储、管理、挖掘分析和应用等有关的企业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目前大数据产业已经带来的产业组织、产业形态和商业运营模式等一系列的改变可以看出，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破坏”的产业。选择这样的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无疑需要企业家的慧眼，更需要政府的魄力。所以，当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的西部省份贵州提出要发展大数据产业，并将此作为贵州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时引来无数惊诧的眼光。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不仅是因为生态环境优越，堪称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优选之地，而且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要求的具体体现，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贵州发展思路的一次飞跃：不走承接发达国家/地区产业转移的老路，而是以“创造性破坏发展”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近几年来，在惊诧的眼光中，贵州建基地、引人才、聚企业、抓应用、保安全、促创新，致力于打造大数据产业新高地，推动大数据产业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项目和富士康第四代绿色产业园落户贵安新区，以及阿里、百度、腾讯、京东、华为、浪潮、华大基因、大唐移动、华唐教育等一批大数据和互联网领军企业进入贵州，贵州的大数据产业基础渐具雏形，开始显现出带动作用和聚集效应。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余年，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同时累积的问题之大，矛盾之深，也为世所罕见。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规律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在这个时代，产业有兴替，企业有兴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身在其中，谁不在挣扎？在这个时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行不通了，小打小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唯有痛下决心大破大立，破而后立，才能让中国经济从海水中燃起火焰，从尘埃里开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