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不再只是语言学家的研究课题，而是在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的推动下，逐渐与妇女史和性史相扣连。在这一学术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不少史家充分吸纳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艺理论的多种研究方法，渐而有意识地分析女性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宗教改革史研究由此别开新境。

　　当然，在此之前的著述中，学者不可能完全忽视女性。只不过呈现在他们笔端的大半是女王、女性殉道者、宗教改革家的配偶这类人物。这种书写精英女性的传统史撰与建基于性别研究之上的女性史，乃有本质的区别。就前者而言，史家只是简单勾勒和分析她们的过往，并没有人类学家的“厚描”意识；他们不会从“符号”或“标志”的角度切入，来思考女性作为一种被建构的性别是否为权力关系的表征。而后一种进路，则着意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检视女性被“制造”的过程和手段，并探析不同阶层的女性、不同地域的女性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命运与遭际，以及她们对信仰的不同感受和诉求。

　　尤有进者，宗教改革妇女史吸收社会规训和信仰规训的研究进路，不再拘囿于分析新教女性，而是同时考量天主教地区的女性生活。譬如，女性新教徒和女性天主教徒以前很少被视为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复兴的驱动力，现在则被史家诠释为塑造基督宗教敬虔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她们如何在一生当中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她们又是如何在婚内就信仰问题与丈夫、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互动的？女性修道者在尘世的灵性追求为何？她们如何藉修道来实现身份认同？女性修道团体如何在救死扶伤、照顾贫弱、教化儿童等社会性牧灵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妇女如何因应斯时男权社会中弥漫的厌女症？她们的性生活由哪些力量来规训？在近代早期国家的构建过程中，新教与天主教两方阵营中的女性，究竟哪一方获得更多的权利？凡此种种，皆为省思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早期历史的重要问题。职是之故，晚近曾有学者直言：“讲授宗教改革史这门课，如果不把女性作为这段历史的主体来考察，那是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