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之为生命之学，人的生命及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小说聚焦的往往就是历史中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可以补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生活肌理。当然，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前提是，小说家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必须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算起，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比西方要早得多。记言、记事、记人，这三种历史写法构筑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堪称人类历史中的人文创举。

　　《西周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既记言也记事，司马迁的《史记》则开创了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影响似乎更为深远。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事。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之为生命之学，人的生命及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擅长描绘人的生命及生活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小说了。历史与小说，由此扭结在一起。

　　小说以文学真实保存了历史的肉身

　　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所以对小说这种文体，一直怀有深刻的偏见——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因而，有关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从未间断。但与此同时，小说写史的“野心”从没有中止过，历史演义类的小说在读者中还尤其有市场。如果小说里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统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的话，那么，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会为历史所需要？

　　由此不得不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都觉得，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小说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