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是与滥刑相对的一个概念。唐朝在建立之初，就十分关注慎刑、轻法。唐代的司法思想和立法原则十分重要，不仅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各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慎刑思想。

　　唐太宗尽量减少死刑且亲自核准

　　早在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就提出了“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的观点。他说：“售棺材的商人，希望每年都有疫疾发生，以便更多地售出棺木；司法官员办案，为追求结案率，务求严酷，以成其考课。”考课即工作业绩。唐太宗认为这是导致法官用法严酷、产生不公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规定司法部门判决死刑，必须呈报到中央，由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各部尚书、九卿集体讨论定案。不久，又规定死刑必须呈报皇帝核准，在处决前京师地区二日内五覆奏，地方三日内五覆奏。这一规定的目的有二：一是使皇帝有时间慎重思考；二是这期间案情如果有变化还来得及纠正。正因为如此，所以太宗时期死罪极少，其中贞观四年（630年）全国仅判死刑29人。

　　为了减少死刑的判决，唐太宗与群臣商议后，决定将应判绞刑的，免除死罪而改判为断其右趾，从而使一批人得以活命。

　　唐律有“十恶”的刑名，凡犯者要处以死刑。有一个叫贾崇的刺史，部下有人犯了此罪，被御史弹劾，判处连坐之罪。案子呈报唐太宗，他认为上古的圣贤都不能避免其亲属犯法，如今却要求刺史做到这一点，岂不是强人所难！他进而分析说：“如果判处贾崇连坐之罪，恐怕以后大家都互相掩盖罪行，反而使真正罪犯不能得到惩治。”于是规定今后凡有此类情况的，刺史皆不连坐，但需认真察访，肃清奸恶。

　　为了减少死刑，只要有改邪归正的行为，太宗都尽量给其机会。如贞观六年（632年），他亲自核定死刑犯390人，因要到明年秋季才能执行死刑，于是便把他们放回，与家人团聚，约定时间到长安汇集。当时就有人反对，但太宗认为自己以诚心待人，人必不负己。次年九月，这些死刑犯全部自动返回长安，无一人逃亡。太宗甚为感动，遂将他们全部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