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沈瑜庆《题崦楼遗稿》）1840年后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间国人、文人、诗人之忧伤、苦痛、悲愤，无一不与国家困境有关。

　　传统诗学的政治参与

　　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在诗中描述用人不公、贪污贿赂、陈旧腐化、百姓负担沉重、社会矛盾加剧等现实问题。龚自珍一生沉居下聊，触民生凋敝之现实，见苛捐杂税之沉重。“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身处朱门、食取俸禄，纵身居清廉、无心贪贿，也不自觉中成为腐败“同谋”。龚自珍既不愿意做委曲求全丧失丽质的“病梅”，就只有在宦海周旋中保持童心：“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

　　同治光绪两朝，清政府短暂中兴，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器物和制度层面作出改革努力。其间，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等“以诗写忧”，由“盛则为雅颂”转为“衰则为变雅变风”，书写变乱诗句，表达时代政治剧痛深创在体的生命体验，实现对政治的深度参与。同光体诗风在甲午战争前后突变，从维护转为批判。陈宝琛写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的《感春》四首，借“落花”意象糅合典故，家国之痛，落花之时、忧患之思融合一体。同光体诗人严复、陈衍、林旭等积极参加康梁变法，林旭《值夜》一诗写在军机处值夜思虑军国大事的感受，“身锁千门心万里，清辉为照倚阑干”。变法失败，林旭就义，同光派遭沉重打击，但变革之志不灭。

　　辛亥革命后同光体诗学主题转向保守，怀疑、逃避与反对革命。时局纷乱，同光体命运并不“同光”。严复被拉入袁世凯称帝“筹安会”；陈宝琛和郑孝胥入宣统小朝廷充当末代帝师，后宣统傀儡满洲，郑孝胥随同前往当汉奸，陈宝琛坚持不行存名节。1916年，同光体诗人刘敬时任绵阳县知县，值护国军与北洋军激战川南，土匪乘机入城劫掠，刘敬风餐露宿，保城卫民，并写下《留别左绵》一诗：“守有何难心贵一，名虽可假胆终虚……苦我登陴三百士，风餐露宿半年余。”捍卫古典人格和诗格的最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