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不断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七类人群实施激励增收计划与培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何关系？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张海东。

　　中等收入群体

　　“北上广”占比逾40%

　　解放新论：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指哪些人？这部分群体有什么特质？

　　张海东：在一般意义上，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指“中间阶层”。社会学研究对此有多种定义：一是依据客观标准，如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界定，基本含义是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职业是白领。二是依据主观标准，即阶层的自我认同。有些研究也将主客观方式结合起来，主客观两种标准都符合的才算“中间阶层”。

　　相对而言，中等收入群体更侧重把收入作为尺度对人群进行划分。主要用收入的均值或者中位数等来划分，而非侧重于教育、职业、自我群体认同等方面。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一个概念，但如果作宽泛的理解，在这里也可以将二者交替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与之相伴的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加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了职业流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事实上已经催生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至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倒是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人群较多地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根据我们对北京、上海和广州进行的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推断，这三个城市里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都在40%以上，北京、上海的比例还更高些。

　　“向上流动”

　　需解决收入失衡问题

　　解放新论：从国际经验来看，“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社会结构是较为稳定的。新形势下，扩大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将带来怎样的经济社会效果？

　　张海东：很多研究指出，相对于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纺锤形或者说橄榄形更加稳定。其依据在于，一个社会当中，如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而更加富有和更加贫穷阶层的比例相对较低，那么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成为一个缓冲层，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换句话说，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的实证研究，我们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积极意义有着更具体的发现：首先，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其次，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中包含较多的正能量，对其他社会群体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再次，中等收入群体更多通过市场渠道而得以形成，因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最后，“北上广”三地居民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善充满信心，且更多城市居民认为5年后自己可以成为中等收入者。

　　解放新论：当前，传统意义上的收入格局，即由制造业带来的稳定分配财富收入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我们看到，财富分配开始向手艺人和创意创新行业倾斜。这是不是增加了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不确定性？

　　张海东：这种所谓的产业替代，其实正是新“中间阶层”生长的一种机制。创意创新行业的从业人员，是新时期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

　　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职业带来的中等偏上收入。只要职业稳定，他们的劳动收入就是可以预期的。不过，与更加具有优势地位的阶层相比，在资本收入方面，他们并不具有优势。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不少人通过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却无法获取更多的财富，而拥有一定资本或财富的人则可以轻松赚钱。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当勤劳不再成为致富的主要、有效途径时，在“资本为王”的时代背景下，食利性的“不劳而获”收益远远高于辛苦工作的收益。这是西方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困扰。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间阶层及以下阶层实现“向上流动”似乎变得日益艰难。如何改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不平衡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并接受实践检验。当然，在培育和扩大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时，要看到我们与西方社会分层的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