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有贵，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内在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明史研究等重大实践命题和理论观点，展开了长时段和多视角的讨论，还拓展了生态文明、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些都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历程的研究。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内在因素

　　杨胜群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认同毛泽东提出的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务实、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应不拘一格；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哪种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选择哪种生产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打破平均主义，让农民富起来；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制订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搞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一套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生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不应越来越小，而应越来越丰富。这些认识成果为后来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1］陆卫明、曹宏和曹芳认为，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条红线；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质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2］董志凯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是特定的资源禀赋、历史条件使然。曲折的路径体现了选择中国道路的艰辛与经验。既要避免财富占有差距过大、社会不公造成的动荡，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还要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和压力，这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缘由与长远目的。［3］隋福民认为，中国转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实施了正确的政策，而非依靠转型之初落后的初始条件所带来的后发优势。这并不是否认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而只是强调后发优势不是中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4］ 陈红娟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看，试错式改革是一种将缺乏中国具体语境或者缺乏制度环境的政府“顶层设计”予以“问题化”处理的有效方法。试错式改革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政府政策运行的风险成本，规避政治和经济上的浪漫主义可能带来的种种“陷阱”，而且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的信息偏差，在“试验”中探寻“对”与“错”，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生。［5］高梁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很多人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些人把改革开放前30年贬得一钱不值，说中国现在突出的增长跟政府干预没关系，跟国有企业更没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人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如何如何差。实际上，1950 ~ 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为11.2%，仅次于日本，远高于美国、苏联、联邦德国、英国等，说明中国工业并非乏善可陈，而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基础，那么，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就会缺乏积累。那样就只能依靠外资，而依靠外资就会被外资控制，就是今天拉美一些国家的现状。［6］ 张红宇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基础来自农村改革，来自于成功的农地制度变迁。农地制度变迁不仅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而且大大激活了农村组织、资金等要素的市场化流转机制。事实上，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向城乡一体化的一元经济格局转变，农地制度变迁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7］刘树成提出，为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健康发展，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要充分利用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差距”所带来的“两大空间”：一是由地区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二是由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8］汪海波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提出的现阶段改革纲领，即“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根本上来说是立足于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而且改革以来也为实行这个纲领创造了物质基础、群众基础和经验基础。这个纲领真切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反映了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是一个科学的纲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