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整体治理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我国城乡之间之前相对隔绝的状态被彻底打破，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带来了城乡之间的密切化交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还有效地促进了对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共同认知，为城乡并轨同治提供了重要前提。同时，也使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人口的净流出带来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弱化。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乡村基本上是个人口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区域，也即常说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以宗族制度为主体，辅以宗教、伦理道德、村规民约的治理机制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城市化的出现，使我国乡村人口净流出加剧，这其中包括大量的乡村精英。有学者统计：人口规模的减少在部分村落达到全村人口的60%~70%，一般都在40%以上。乡村经济、政治精英的城市化流动，导致乡村出现治理能人的短缺；非精英乡村居民原本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是乡村精英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性支撑，他们大量涌入城市，使乡村居民呈现出“386199”的特点，总体上加剧了乡村社会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弱化。

　　集体经济薄弱带来乡村社会治理资源的稀缺。乡村社会治理所必需的资源供给，主要存在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财税投入。虽然国家逐年加大了对乡村治理资源的投入，但受制于财力，这种投入目前在大部分地区仍难以成为主体。二是集体经济投入。在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集体经济投入仍是社会治理资源的主要获取途径。三是捐赠。捐赠可能来源于走出去的乡村精英、社会组织及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目前还不是普遍存在，且资源获取份额在所有途径中占比较小。

　　大规模的城市化，使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但由于受制于二元体制，乡村集体经济并未得到理想化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使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源与集中的消费群体；基于效率，集体经济通常会遭遇城市经济的淘汰；规模经济的政策导向等。在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仍然薄弱，甚至于空白。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全市1536个村，2006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1.51亿元，村均9.87万元，有335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欠债累累。直至2011年全市1536个村集体经济才实现全部破零，且仍有不少村集体经济低于10万元。基于当前我国总体乡村集体经济较弱的现实，大部分乡村社区仅依靠国家投入尚难以获取充裕的社会治理资源供给，致使乡村社会治理出现“资源缺乏”的疲软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