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是针对学院派艺术、文人艺术之类的高雅艺术提出来的。民间艺术曾是我国较为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但随着现代社会语境的改变，民间艺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其生存危机显而易见。当众多民间艺术变成“遗产”之时，曾经同样面临绝境的相声艺术却异军突起，在众多流行文化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并引发了青年人对相声艺术的追捧之潮。无独有偶，同样属于表演类的东北农村土戏“二人转”在经过“雅化”改造之后也逐渐展开来，得到了大众的喜爱。难道民间艺术要想存活下去只有雅化这一条路吗？本刊2018年第10期张娜的《论民间艺术“雅化”转向及其文化逻辑》探讨了民间艺术“雅化”的必然与被迫，同时提出了构建民艺审美话语、营造民艺美学生态的出路。

　　一、民间艺术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产物。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民间艺术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然彻底改变甚至消失，那么民间艺术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或者说民间艺术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何在。

　　当然有存在的必要。民间艺术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民间艺术凝结着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在现代社会意味着文化的传承。我们在迅速变革的现代生活中，尽管享受到了极大的便利，但却逐渐丢失了很多心灵情感上的东西。关于过去的记忆、痕迹、情感，既是现代人的心灵慰藉，又是文化传承的内容。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文化传承关系到情感认同、身份认同，起着根基性的作用。而民间艺术恰恰起着维系文化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日益被边缘化甚至趋于消失的文化形态，有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如今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文化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在此语境中，体现出异质性的民间艺术反而能丰富文化的多样性，更能够凸显出对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民间艺术意味着不可缺少的民间文化力量。

　　二、当前我国哪一类民间艺术可以列入“非遗”名录，民间艺术传承人制度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又有哪些不足。

　　目前许多民间艺术都入选了“非遗”名录，比如花儿、号子、唢呐等各地民歌，秧歌、狮舞、傩舞等民间舞蹈，昆曲、湘剧、京剧等传统戏剧，杨柳青木板年画、剪纸等各类民间美术，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等传统技艺等。

　　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附于个体、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活态文化，所以对非遗项目的保护就要依赖于对掌握技艺或形态的传承人的保护。如今国家也大力扶持非遗传承人，建立了传承人保护制度，给传承人提供经费补贴，并通过开展“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习培训计划”来提高传承人的文化素养与传承水平。

　　但是，不得不说，非遗传承人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活态传承”的传承人制度仅保护少数传承艺人，传承人成为民间艺术传承的关键，人在技在，人亡技亡。而且，非遗传承人的传承环境艰难且正面临断层的危机，当前非遗保护中的传承人制度存在着认定机制不合理、扶持力度不够、资格取消不当等问，加之提供的资助只是基本生活费用，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较难找到传承人，也不能保证民间艺术持续活态传承下去。此外，还有少数“不称职”的传承人，一旦拿到非遗传承人的帽子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名誉，放任自我，不干事。这就导致出现少部分非遗传承人形同虚设的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非遗保护工作中“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可以看到，非遗传承人制度还有待完善，需要建立良好的传承人进入与退出机制，培育后续传承力量，如此方能打开新的活态保护局面。

　　三、文中提到，要想保留民间艺术，遗产化是其现代走向的一种趋势。但作为“临终关怀”式的博物馆保护显然缺乏“生”气。若将这种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相结合，是否有可行性。比如，在博物馆设立手工艺传承人工作室，使技艺制度化地传承下去。即民间艺术博物馆化保护的现实性有多大，我国有无成功的案例。

　　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思路，不过就现状来看，这种将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相结合的做法虽有所涉及，但尚未很深入。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的民俗博物馆，对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许多民俗事项进行展演保护。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民俗博物馆（东岳庙）、南京民俗博物馆（甘熙故居）、广州民俗博物馆、青岛民俗博物馆等。以南京民俗博物馆为例，它作为南京老城文化的见证和缩影，游客可以在短时间与空间中欣赏南京的非遗文化遗产项目，而且也有机会观赏非遗传承人的展演，这应该算是将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人制度结合的一个典型。

　　应该说，关于民间艺术的保护途径并不是割裂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各地纷纷出现了民俗博物馆，而且以后会更多，这种静态保护具有展示、保存等功能，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快速了解民艺的窗口。在日本，此类民俗博物馆也是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区县都有自己的民俗博物馆，其中首推的即是日本民艺大师柳宗悦建立的民艺馆。同时，我们也看到，活态保护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事实上，无论是非遗生态博物馆、数字展示馆、民俗展览馆还是活态传承人制度等，这些保护途径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乃是相互补充的，共同构成了以民间艺术为代表的非遗保护局面。

　　四、其实，将民间艺术的审美元素融入现代艺术也好，使民间艺术进入现代艺术体制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也好，都是将民间艺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民间艺术本是一种“俗”艺术，经过“雅致化”和“精致化”的民间艺术还是“民间”艺术吗。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我们所接触的民间艺术大部分都是经过“雅致化”“精致化”的，尤其是如今在市场上还较为流行的民间艺术，比如昆曲、杨柳青年画、相声、刺绣、石雕等，无一不是在雅化中成长起来的。你说，它们是不是民间艺术呢？应该还是的。至少在人们的眼光中，它们与所谓的学院派艺术、精英艺术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在文中也已经说过，这是民间艺术试图开创生存局面的一条可行路径。在历史长河中，艺术都是不断向前向上发展的，并没有真正一成不变的艺术，民间艺术也不例外。为了迎合人们的需求，民间艺术的雅化走向似乎更加带有市场导向性的意味。

　　而其中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民间艺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界定民间艺术：一是传承性。具体而言则是具有群体的传承性，是由一群人来创作、传承的，而非个人的创作。强调传统本质，修改旧有形式使之完美，而并非强调创造全新的形式，通过机构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进行传承。二是共享性。这种审美观能够为一群艺术家和观众所共享，由它们所定形和重塑；三是习得性。这里是指不同于学院派的艺术，从学校学习而来且能够产生一定的社区影响。四是地域性。民间艺术有着地域的烙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此几点保证了民间艺术与精英艺术的区别，实际上所谓的民间艺术的“民间性”也是在与官方相比较而言时才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昆曲、杨柳青年画、相声、刺绣、石雕等民间艺术并没有因雅化而完全丧失了民间艺术的身份。

　　再延伸一点来说，民间艺术也是同精英艺术多有互动的，比如明代濮仲谦的金陵派竹刻等就汲取了精英艺术的营养。只是，民间艺术因“雅化”确实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像丢掉了生机勃勃的草根气息，丧失民间独特性，审美风格改变，将自身的发展带入较为狭小的格局等，这些仍旧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并加以警惕的地方。

　　五、中国民间艺术被迫“雅化”的背后是其缺乏美学话语权。为什么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国外民艺的发展有哪些可取的经验。

　　中国民间艺术发展的困境跟缺乏美学话语权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美学话语权，民艺之美在现有的美学话语体系中不能得到充分的赏识和肯定；由于缺乏对民间艺术的美学阐释，在全社会没能形成对民间艺术普遍的审美共识。这些使得民间艺术不被认可，民间艺术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根本无法与精英艺术媲美，更遑论进入主流的话语圈。而对一种艺术的评价大多是依赖于现代艺术体制，是“艺术界”造就了“艺术”。在无法得到主流艺术界认可的情况下，民间艺术自然难以发展，进而造成在艺术市场上的被边缘化。这些都阻碍着中国民间艺术自由、自在、自然的发展。

　　相比之下，日本的民艺发展可供我们借鉴学习。日本民艺没有遇到如此多的阻碍，相反能够得以蓬勃发展，与日本拥有较为完整的民艺美学话语体系密不可分。日本民艺大师柳宗悦阐释了民艺所具有的自然、健康、朴素、灵动之美，发掘了民艺的“平常之美”，这种关于民艺美的认识在日本深入人心，所以民艺在日本是能够与精英艺术相提并论的，也能在保持自然风格的前提下获得市场的青睐。可见，日本民艺的发展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只有建立属于本土的民艺美学话语，才能避免民艺被逼向“雅化”的道路，才能促进民艺自由健康发展。

　　张娜（1991-）, 安徽阜阳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编辑：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