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1957 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两件大事。其功过是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这样的结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质疑这个结论：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整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反右

　　全党整风实际上是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提出来的。联系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我们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与会的主要中央领导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都谈到了整风问题。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即 1956 年秋冬，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工厂、农村、学校都发生了一些群体事件。针对引发群体事件主要原因之一的干部特殊化问题，刘少奇在 1956 年 11 月 10 日指出：“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波匈事件对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周恩来于 1957 年 1 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波兰的乱局和匈牙利的骚乱都使他深刻感到，执政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出现危机。中共要避开这个陷阱，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全党进行整风，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周恩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只要讲话都要谈到这个问题，几乎是走到哪里，讲到哪里”。

　　总之，从中共八大召开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央几位主要领导成员都在积极推动整风的开展。“ 1957 年 4 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加紧部署整风的一个月，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月内，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谈论整风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因为向国内多次介绍了波兰、匈牙利由于内乱而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的情况，对推进全党整风起到了特别的作用。

　　195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开始，党衷心欢迎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与建议，初期进展顺利，毛泽东曾肯定开门整风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 90% 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但是从 5 月中下旬至 6 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突然变得十分紧张，社会上极少数人趁“大鸣”、“大放”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很快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的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而且有蔓延之势。

　　这种出乎预料的极端错误言行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央领导连续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5 月 19 日，北京高校学生中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有些学生开始分头到北京各大学和天津、济南等地的大学去联络，并通过书信将大字报寄往全国各地的高校，企图造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当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开会至深夜。 5 月 20 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至翌日凌晨 1 时。 5 月 23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点、改进工作；另一个是团结党内外中间派。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采取“放”的方针策略。中央决定主要在国家机关和大专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放”，党员暂不反击。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

　　5 月 25 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次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这段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反击右派的预警，也是为鸣放划出了底线。

　　但是极少数人仍然我行我素。例如曾经表示新中国成立七年来“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的章伯钧和储安平。储安平在 6 月 1 日的座谈会上发言，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章伯钧在 6 月 1 日晚向周恩来表露“共产党不能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6 月 4 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近期内要结束鸣放的决策。 6 月 6 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罗瑞卿开会，继续讨论整风面临的问题。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自此，中共中央正式改变了决策部署，全党由开门整风转入了反右派斗争。

　　以上种种史实可以表明，所谓的“整风就是为了反右”是没有根据的，因而“引蛇出洞”的策略亦无从谈起。无论是开展全党整风，还是从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做出的集体决策。这个决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拥护和热烈支持。

　　反右派斗争得到了广大

　　群众的热烈支持中共发起反右派斗争后，立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下面两位亲历者的回忆有助于理解当时真实的民情民意。

　　2004 年，一家文史类期刊发表了当年一位参加了高教部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人员写的回忆录，反映了这段历史中普通工作人员的心情和态度。“整风内容却很快随着 5 月中旬办公厅图书馆馆长葛某的一篇长达两小时的发言，发生了质的变化。此人是从旧营垒过来的，一向对党怀有不满情绪，这次乘机大加发泄，说了许多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话。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无是处，甚至不如国民党，把建国后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这就明显地把他自己推到了与广大人民敌对的立场上，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愤怒，不少人自发地站起来予以严厉反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公厅参事室的一位非党参事卿汝楫，在没有任何人动员他的情况下，自发地作了一次颇有分量的发言。此人曾在蒋政府任职多年。他列举了蒋介石内部派系林立，政客间钩心斗角，以及四大家族如何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各级官僚乘接收敌伪财产之际如何大肆中饱私囊，以致弄得国统区物价一日数涨，币值一贬再贬，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种种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葛某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还说：看事物要从本质上看，共产党人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根本上来说，共产党是‘立党为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帝、反封建、反压迫，为全国广大群众谋利益的。这与国民党的‘立党为私’、腐败透顶怎可同日而语？由于他是党外人士，又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发言有理有据，就更有其价值，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也可看到，不管是党内党外的知识界，只要是一个正直人士，就能客观公正地看问题，就能坚持真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葛某之所以不早不晚选择此时发言，是与当时社会上的大气候分不开的。那些日子，报上诸如‘反对党天下’，‘反对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教授治校’及某些人在校园内大肆鼓吹西方民主，抨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演说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其人数虽不多，但能量却不小。其核心和要害在我看来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要西方民主，要资本主义。以致使整风运动脱离了帮助党改进作风的宗旨。有的甚至公然违背了国家宪法，致使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敌我矛盾。由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主要来自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我身处中央高教部机关，更感受到极大的冲击。部内大多数共产党员每天目睹耳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能不深感气愤。纷纷摩拳擦掌等待出击，可就迟迟不见党中央发出反击的信号。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持续了 20 多天，直到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向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发起反击。据我观察高教部办公厅多数同志对此发自内心的拥护。我这时也好像从憋闷多时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气。”

　　美国学者李敦白，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 35 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1957 年他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