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中国人创造了一个有记载的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中国奇迹里面，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篇章。

　　世界银行曾经评论说，中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潜台词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很多机遇，同时也有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了，当然更不可能说，大家平等地受益了。有的国家受益多，有的国家受益少，可能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受益，但付出的成本更高。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成为一个受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这得益于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采取了正确的开放战略和得力的对外开放措施。

　　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深刻变化

　　我们30多年对外开放的成绩，可用几句话来概括：

　　第一个变化，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实现了一个跨越，即从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经贸“小国”，成为制成品出口的大国。

　　所谓“经贸小国”，从规模上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对外贸易，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在全世界都排在第32位。这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确实很不匹配。之所以那么落后，跟我们此前在计划体制下自我封闭发展密切相关。

　　今天，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进口和出口加在一起，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2014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中国对外投资，也变成了世界第三大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是日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体，对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而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经济低迷。这样，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经济增长，甚至是金融，我们对全球的影响是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规模性的变化，是其一。

　　第二个变化，我认为是更应该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原来是靠初级产品，现在是靠制成品。

　　直到1985年，中国的出口中有50.5%是初级产品，也就是说“靠天吃饭”，制造业没有国际竞争力，进口的主要是制成品。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力更生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个工业体系是自给自足的，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是当时我们的工业体系最大的毛病。所以，拿到全球去竞争的时候，不管是大国企还是中小国企，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缺乏国际竞争力。

　　那时候，中国的外汇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非常短缺，我们需要去创造外汇，然后进口先进的设备、技术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制造业没有这个本事，怎么办？就卖矿产。今天环顾全球，可以把不同国家分类：第一类是工业化最差的国家，如果要参与全球分工，主要就是靠老天爷给的那些东西，靠初级产品出口。当然，有的老天爷特别眷顾的地方，有大量的资源，比如石油输出国，靠出口资源也可以致富。但是长此以往肯定有问题，等到这些大宗商品、初级产品价格回落时，会碰到问题；有的地方资源枯竭以后，它会碰到更大的问题。还有的资源输出大国，它本身有一个“荷兰病”，也就是矿业初级产品一业独大，会挤掉很多其他产业的发展机会。所以，对这些资源输出的经济体来说，怎么能够及时地实现产业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类国家，制成品没有竞争力，老天也不太眷顾，没有太多可贸易的资源，那么这些国家就被全球化给遗忘了、边缘化了，它们想参与全球化，找不着怎么切入全球化的那个门。第三类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第四和第五类国家，分别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国。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最大出口国。这二三十年，我们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从一半以上靠初级产品出口到今天95%是制成品，只有5%是初级产品，这是个巨大的飞跃。从出口结构看，现在60%左右是机电商品出口，30%是高新技术商品出口。需要指出的是，高新技术产品是按目录来统计的，这对我们准确衡量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是有误导性的。因为按产品统计，没有能够反映全球分工带来的新变化。以前全球化分工还不是很深的时候，一个产品往往从头到尾会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所以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现为产业之间的分工，发达国家就是做所谓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产品然后输出到全球。但今天，很多产品从头到尾，是由很多个国家共同来完成，比如电脑这个高新技术产品里面，从芯片、存储器到各种电子配件等，至少有十几个经济体参与其中。最后，主要是在中国加工组装。像富士康，一个工厂就可以雇二三十万人，都在从事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活动。所以，按产品来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输出国。但是，如果把产品加工的过程分开来看，每个国家在这个生产价值链上，所从事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搞高附加价值的，比如说美国人做芯片，这东西体重很轻，运输量很小，但是价值含量很高。到了我们，一看统计数据很漂亮，但是能真正赚的钱不多。有人专门把iPhone手机，按生产价值链做了一个分析。全世界的iPhone手机都是中国组装的，但是在这个几百美元里面，中国大概增值不到5%。我们判断价值链的高低，就是要看在这个里面分工干什么活。中国做的主要是最后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劳动生产效率比较低。

　　所以，我们一方面说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取得了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说，我们主要的竞争力还集中在低技术的产品上。

　　大家可以看，在早期，我们的初级产品还可以出口一点点，而到后来是净进口，现在1/3的进口是初级产品。这是最大的逆差来源之一。这说明，随着我们经济规模的扩大，自身的资源不够用了，要用全世界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发展。而依托初级产品的制成品，就是所谓资源密集型产品，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我们大量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加工用于国内，而不是用于出口。中国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是低技术产品。而中等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前些年我们根本就没有竞争力，近几年慢慢有了一些竞争力，但是最具竞争力的、今天在全球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低技术产品。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开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并做出了切实贡献

　　我们说开放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不仅在开放经济领域，比如贸易、投资的数据变得多么好看，最重要的是，开放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开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个手段。

　　首先，经过这么多年，中国的开放消除了制约中国工业化的外汇缺口。

　　发展经济学特别强调消除外汇缺口。1965年，当时世界银行一位副行长，研究了几十个二战以后推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后发现，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特别是工业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资金短缺，一是外汇短缺。资金短缺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率就不高，工业化就会很缓慢。外汇也是资金，而且外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硬通货。而本国的资金，不是硬通货，没有国际购买力，所以需要有外汇。为什么要有外汇？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是后起的，所谓发展中经济体，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实际上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发展中经济体是后起的、追赶的经济体。如果观察一下经济史上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它的增长速度，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先行工业化国家，其实从来都没有达到过高速增长，连续多少年都是2%、3%这样的速度，但是人家起步早，持续了一二百年，所以人均收入是最高的。而发展中国家增速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像中国连续30年是10%的增长率，在发达经济体历史中是没有过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叫“中国奇迹”的原因。除了中国以外你会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都在4%、5%，好的时候有百分之五点多。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比先行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要高，不仅是比当前的发达国家要高，比历史上的发达国家也要高。原因就在于这些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它可以到先行国家去学习先进技术，引进更加先进的设备，来实现一个跨越式发展，发展经济学把它称之为“压缩式增长”。压缩什么？压缩时间、压缩发展历程，也就是发达国家要用150年走过的历程，发展中国家用30-50年来走。它必须要快，快的前提是什么？是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下。如果说我们关起门来，相当于和发达经济体当年一样在黑暗中探索技术进步的方向，你就快不起来。所以，要想快，就得开放；要开放，在开放竞争中加速发展，就需要引进短缺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技术。那这靠什么？就得有外汇。而恰恰发展中国家最缺外汇，引入外汇不是人家送给你的，是你有东西卖出去赚来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早期主要靠卖资源。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源，怎么办？就得想办法卖其他的。回过头来看，今天各国发展的历程，主要就是卖劳动力。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真正的资源，我个人认为这比矿产资源更重要，把劳动力卖出去赚外汇。

　　中国过去30多年，其实就是重复了东亚先行的几个经济体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就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国际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本质上就是在出卖劳动力。人力资源是非常奇特的，如果不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不能就业，他还得吃饭，得了病还得看病。这时候叫人口负担。但是，当他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人力资源。对东亚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还有南亚和非洲等地的国家来说，最大的资源就是劳动力。这么多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大家看看所谓工业化，就是我们创造了好几亿的非农业就业岗位，把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原来他们可能是隐性失业，表面上看大家都有一份工作，10个人的活，实际上8个人甚至5个人、3个人就可以干，每个人似乎都参与了劳动。把这些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而且他们到了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和创造的价值至少是在农业部门的10倍以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过去三十几年快速发展主要就来源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当然，在相应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土地资源也被重新配置。原来是耕地，现在变成了城市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等。所以说，是工业化确定了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