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影响深远而广泛,自出现起就备受关注,学界对长征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近十年来,长征受到持续关注,在广度和厚度上都取得积极进展,迄今已出版专著100多部,如《红军长征史》、《长征档案》、《长征回忆录》、《历史的决策:长征重要会议》等,发表论文、纪念文章数千篇。

　　学者对长征出发标志有不同认识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瑞金;一种认为是于都;一种认为是有多处,包括瑞金、于都、宁化、长汀等。分歧的焦点在于对长征出发标志的不同认识。刘良认为,必须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三个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中央第一、第二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和石城;于都是红军长征途经的第二个集结地。黄鹏生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与出发相统一、整体与部分相区别、时间与地点相一致、以队伍集中后开始行动为出发标志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于都,出发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

　　近十年来,有关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五次说”、“六次说”和“八次说”。徐占权等人的《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考察长征中的电报后指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有五次:湘西——黎平转兵,创建川黔边苏区——北渡长江,创建川西或川西北苏区——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落脚陕北。但“五次说”并不多见,更多人持“六次说”和“八次说”的观点。

　　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肖居孝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选择》、张国育的《弘扬长征精神履行历史使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访谈录》、黄星的《红军六选落脚点——究竟走向何处?》等文都认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依次为: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中蒙、中苏边境(或接近苏联)——陕北。

　　落脚点“八次说”更为流行。徐世强的《艰难的选择:长征时中央红军曾八次改变落脚点》、马昌法《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八选根据地内幕》、饶彦久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等文则指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变化次序基本是:湘西——川黔边(或川黔)——川西或川西北(或川滇黔边)——川滇黔边 (或黔北)——川西 (或川西北)——川陕甘——苏联边界——陕北。

　　红军最后落脚陕北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完全偶然

　　红军最后落脚陕北也引起了较大关注。流行的观点是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长征到哈达铺时,中央领导人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决定去陕北。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强调这种选择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完全偶然。李冰梅、傅广华的《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确定及其战略意义》分析了红军选择陕北落脚的客观必然性,即陕北有块不小的革命根据地、正规的红军武装及有利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朱志清的《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指出,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是中央作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佐证了上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