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自觉与传统。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发展成为浩大的时代潮流。我们张开臂膀热情拥抱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国外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在不少领域已经从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者”变成了“伴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中国学术界已经逐渐消除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差”,成为其“同时代人”。学术著作的译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世纪及以前的西方学术名著是译介的重点;现在欧美新书刚刚上市,其版权就可能已经被中国出版机构购买,中文译本往往很快就会出现在中国读者的案头。例如,《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1世纪资本论》《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著作就做到了中国与西方同步热销。

　　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伴跑者”、“同时代人”,必须看到,中国学者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的新位置,甚至不时暴露出一些不合宜、不自信甚至不正确的看法与做法。

　　一是盲目追逐当代西方最新学术潮流、学术著作、学术新人。学术贵新,但值得珍视的应当是创新之新而非新异之新。过去我们是“追赶者”,有足够的时间距离来鉴别、筛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能够较好地做到披沙拣金、去莠存良。如今,面对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给的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大市场,我们容易失去可以直接袭用的鉴别标准,往往只能“跟着感觉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雄厚,我们容易迸发“爆买”的热情,力图引进、消化所见所知的所有新潮流、新著作、新学人。

　　二是盲目崇拜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崇洋媚外,甚至挟洋自重。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表达。中国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原因。学习、借鉴不等于盲目崇拜,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成为部分中国学者盲目崇拜的对象,仿佛不遵循西方理论,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会崩溃。近期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产业政策发生激烈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会爆发,根源就在于有些经济学家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奉为圭臬,以此臧否中国的伟大经济实践。

　　三是照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分析、解释中国问题,食洋不化。哲学社会科学是普遍的。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不同,哲学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总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欧洲特别是西欧的社会历史发展,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这种普遍规律具有鲜明的西欧特征,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非西欧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新世纪以来,洋教条主义有蔓延之势。不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本土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照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屡屡得出一些受到西方追捧的“新观点”,其实缺乏真正的学术价值。

　　中国学者究竟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

　　第一,我们要不忘初心,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学习、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面对纷繁芜杂、众声喧哗的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有些学者会踯躅不前、言行失当?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疏远乃至遗忘了自己的初心,不再能清醒地知道我们学习、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目的何在。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之所以苦苦追赶、伴跑,就是为了超越、领跑,创造自己的辉煌。同样,我们学习、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是为了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创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前者是我们的手段,后者才是我们的目的和初心所在。正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能以开放而又不丧失自我的方式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