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即今甘肃中部的定西地区，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传统与陇东南及河西地区相比，均有较大的区别，具有相对的独特性。陇中之称，虽在晚近，然而其所包之地域文化却可谓源远流长。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而陇中定西及周边区域亦保留了丰富、重要的早期文明遗迹。

　　最近有学者指出：以陇中临洮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形成的马家窑彩陶文化，源自天水秦安的大地湾文化，后又吸收周边文化而自成一系，它越过黄河，通过河西走廊向西传播。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形成了一条“彩陶之路”。据史籍所载可知，自夏商周以来，陇中还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区域，不仅形成了一个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同时也成为东西长达1600多公里的陇东南与河西走廓之间这个狭长地域内文化传播的咽喉要道或“中转站”。

　　鸟鼠之山静默耸立，洮河渭水喧闹流淌。陇中虽多名山秀水，然而因土地贫瘠，故左宗棠称其为“苦甲天下”，然而其悠久的历史、勤劳的人民、淳厚坚忍的民风，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汉唐以来，陇中文教特隆，人文尤盛。在汉有陇西的秦嘉、徐淑夫妇，其诗文赠答被传为文坛佳话，其五言诗则为东汉五言之作中的上品。隋唐时代的辛德源为陇西郡狄道人，幼承家学，博通经史，大受隋文帝称许，有《辛德源集》（散佚），今存诗11首，见收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又如李大师，亦陇西狄道人，本西凉王李暠后裔，好学擅文，时人比之汉代辞赋家赵壹。他在唐高祖时被贬官至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作《羁思赋》以抒怀，文采斐然，为当时文人所推许，其事迹亦见于《北史》；其子李延寿，为唐代史学家，修《北史》、《南史》，功在史林。再如唐代“陇西三李”（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也出自陇中，他们以传奇小说创作名世，讽世劝善，裨益当时，泽及后世；唐末五代的牛峤、牛希济，亦皆博学好文之士，均能以诗词闻名当世。

　　明清时代的陇中亦可谓人文荟萃。明代陇中籍的著名文人当数巩昌府陇西县金銮，他早年从天水胡缵宗攻读经史之学，后随父宦游江南，定居金陵。金銮因对现实不满，无意科场，无为自隐，洁身自好，专攻南曲及诗词。他精通音律，擅长词曲诗赋，其南曲创作被时人誉为“响振江南”。诗词亦工，当时文坛巨擘朱彝尊评之谓“诸金之中，吾必以在衡为巨擘焉。其五、七言近体，风情朗润，譬诸斛角灵犀，近之，游尘尽辟矣”。（《静志居诗话》卷一一）著名文人钱谦益《列朝诗集》为其列“小传”，记其事迹。

　　到了清代雍、乾时代，陇中出了一位大儒李南晖，他早年耽于经史之学，博览群籍，闻名乡里。赴京会试落第后，潜心治学，尤其精通《易》学，主讲通渭和秦州等地书院，沾溉一方；后为官四川等地，所在有勤谨廉明之誉。李南晖既深得宋儒周敦颐、“二程”及张载、朱熹等理学家思想之精髓，又推崇明代薛瑄的“求真务实”思想，反对“心学”的空疏之弊。这是结合陇右学风对宋明理学所进行的创造性发挥，有矫正理学弊病的作用，体现了陇中学人思想深度。因此，时任甘肃布政使的杨昌浚称赞李南晖为“陇右真儒”，以为他可与清初李顒、黄宗羲、孙奇逢相比肩。以上所述，只是历代陇中文人学士中少数代表人物，即便如此，已可见陇中人文之盛。

　　总而言之，历代陇中文人士子皆能安贫乐道，勤勉力学。故地虽偏僻，而独得正气，名家辈出。陇中学人不仅称雄陇上，亦复吟誉中原。陇中文人皆“坚骨忍性，如松心竹筠，备历冰雪，而生气不靡”。（牛树梅《自异说》）这种风骨气节代代相传，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风与民风、学脉与文脉。

　　早在魏晋至隋唐时期，陇右各县即因地制宜地大力推行“庙学制”，弘扬儒学，推行教化，移风易俗。后从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在西北大力兴学起，甘肃各地，包括今陇中地区的临洮、岷县及通渭等地，都建官学，兴办书院。此后经明清、民国，虽学堂书院若断若续，然而好学、苦学之风不绝。这些都是今天应该特别注意加以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较大，人地关系样态多样化，这导致中华文明自起源时即具有“多元性”一体的格局，在上古时期即已形成丰富多样的区域性文化类型。然而，历史时期的地域文化虽各有特点，但都是构成多元一体的华夏文化的重要内容，不同的地域文化呈现着华夏文化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近些年来，在以往地方志编纂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的整体研究亦十分重视，可谓方兴未艾。这对深化和拓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已有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中，打破省区行政区划局限，以地域文化历史形成的文化版图为框架，对其形成历史及特点等进行整体性的梳理，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这样的研究思路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也要注意分层次、分板块地对地域文化的内部构成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目前，在甘肃的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内，整体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今后以陇东、陇南、陇中、河西走廊等小区域文化单元为准，更应侧重分板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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