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人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关心居住的生态环境，关注生活的现实社会，而引导这种思想潮流的一大主流观念就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最初由法国知名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于20世纪70年代在其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提出，她在书中积极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努力将生态观点与女性观点相结合。芭芭拉·T. 盖茨曾认为，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希望通过小说创作的形式，来“改变人们对女性与自然的态度，以期能够改善全人类、其他生物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存状态”。这种在文学作品中挖掘女性与自然的共性，从生态与女性的双重视角来进行批评的方式，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同，从而促进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文艺潮流，同时又慢慢走出了单一文字文本的传统模式，不再只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字解读，而是不断渗入到跟社会生活有关的环境、文化乃至政治等领域，使其理论思想与理论构建不断完善，并通过重新审视和批判人类文化的方式改变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地位，进而倡导建立一个具备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和谐社会。

　　一般来说，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潮，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唤醒有关人类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的平等意识，倡导人类对生命的热爱，不同种族之间的合作与共处。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推动点“不是主要来自文学研究内部，而是来自世界范围的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但最初在文学研究内部的这种批评的发展已经逐步超越了文学文本，开始引领人类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进行规范的生活行为。

　　也就是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源于并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文学效应——促进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多层面的现实平等。

　　人与自然：批判人定胜天，追求天人和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生态的”批评，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反抗与远见，既抗议不甚合理的生态危机，又启迪更加和谐的生态平衡。这一“生态视角”主张颠覆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人类中心主义观，反对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认为人类本身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需要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对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它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两者是一种被包含与相融的正面关系，而不是掠夺与蹂躏的负面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者吸收了当代生态批评的内涵，主张用自然的视角来审视文化中的自然，并不断挖掘与剖析那些热爱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学作品。

　　在《干扰事件》（又译《核事故》）这部小说中，克里斯塔·沃尔夫虚构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炉核心遭到熔毁这一背景，并用某些原本美丽的词汇——“云彩”来反衬当时环境的恶劣，进而烘托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同样，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也在其创造性的写实小说《心灵的慰藉》中，集中抒发了她对大盐湖、山脉、沙漠、大地以及天空等这些自然景观的热爱。在威廉斯看来，自然与人类是融合在一起的。人类在用心感受波浪、阳光、风和湖水的过程中，真切地感知到大自然的温柔、和善以及亲近。

　　此外，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提出了抗议虐待动物、倡导保护动物的心声。例如，玛蒂·基尔在《自然伦理》一书中“理论性地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素食主义，提醒人们关注动物被囚禁的问题”，强调人类不应对动物进行人为的控制，使得动物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在玛蒂·基尔看来，这种倡导珍爱动物的素食主义不应只是一时兴起的念头，而“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

　　随着人类思想意识的转变，这些原本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幻想”的和谐画面正一步步走出文学文本的范畴，日益转化为人类生活的真实状态。人类开始抛弃“人定胜天”的观念，逐渐学会尊重大自然固有的规律，主动与自然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在文学内部研究人与自然的共融关系，密切关注生态问题，还在现实中强化自然保护意识，倡导生态保护行为。

　　人与人：批判男权主义，追求男女平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是女性的生态主义与生态的女性主义的结合。它继承了女性主义批评，希望借助文学形式以颠覆父权制中心文化，将矛头直指男权主义。

　　意在从性别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男性/女性的简单划分，努力张扬并建构女性文化，以期在此基础上发挥女性的独特体验，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与信任关系。例如，威廉斯在《心灵的慰藉》第一章中，间接地刻画了那些“喝着酒、赶着羊群的男人”的粗鲁，认为他们肆意破坏穴鹗的巢，与自然格格不入，而作为女性的威廉斯却能将这些鸟儿看作“亲人”。此外，她在书中还着重谴责了当地政府在犹他州地区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这种男性主导的“文明”导致了她祖母和母亲均身患乳腺癌而死。在这里，威廉斯用文学创作的形式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反对父权制文化将女性置于次要的角色。

　　同样，简·斯迈利在小说《一千英亩》中讲述了女性的各种不幸经历，揭露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女性被沦为男性交易的工具。在面对老父亲拉里·库克要把一千英亩的田地分割给几个女儿时，他的大女婿泰认为大女儿吉妮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负起责任。这时候，吉妮就成为泰获得一千英亩财产的有利筹码，成为他继承这片土地的交易成本。简·斯迈利以“一千英亩”为背景，集中表达了自身对男权主义的不满，认为女性是男权文化下的受害者，人类应当意识到这一社会问题，以便更好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男女平等问题。

　　随着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主义观点的诉求越发强烈，关于提高女性地位的社会运动也不断开展，进而促进了现实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女性逐步在社会分工、劳动报酬与社会角色中获得与男性相等的机会与资源。生态女性主义者竭力平衡男女关系，从女性视角来批判文学作品中的男权思想，并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弱化男性与女性的等级差异，积极促进男女平等。

　　人与社会：反对种族主义，倡导公平正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从生态、女性的视角来反对之前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主义思想，还从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工人阶级等多维视角来深化人类对当前社会公平的理解。它在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中，夹杂着对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剖析，并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来颠覆人类种族统治、殖民主义，推动社会实现彻底平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关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平等，形成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伦理观，并根据生态与女性这两大方面的要求着重倡导社会中的环境正义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读，最权威的代表作莫过于安娜·卡斯蒂略的《离上帝如此遥远》。在该小说中，卡斯蒂略建构了一个“虚拟现实”，详细描述了新墨西哥州地区的拉丁美洲人在美国社会中遭遇的尴尬经历，讲述了她们在种族、阶级与性别正义上遇到的不同程度的歧视。通过描述有色人种遭遇的环境种族歧视，卡斯蒂略成功地批判了欧美国家的“绿色帝国主义”，歌颂了当地人联合开展的反抗运动和建立起来的反抗意识，从而为当代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正义斗争提供了理论参考，促进了环境正义运动的良性发展与美好实现。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拥有强烈的社会正义观，借助文学文本的教育形式，致力于改变现实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进而为反对环境歧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添加了动力。

　　随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研究层次的不断深入，这一文学批评已经逐步走出文学空间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些作品的解读与理解，而是真正触及人类生存的空间，逐步系统地引导人类批判性地反对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逐步在社会体系中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男女同工同酬、各民族大融合的良好发展局面。

　　生态女性主义利用“环境”与“性别”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反对人类对自然肆意宰割、男性对女性的完全占有、主流群体对少数族裔的社会歧视，重新解释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正确关系。更重要的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倡导现实社会中的人能在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上做到平等，敢于承认并倾听来自不同种族、阶级与性别的多元声音，实现人类、自然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产生了积极的现实影响，已逐步发展成当今世界的一大文艺、思想与社会潮流。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