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历史信息可能是事实或数据，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就可以获取，而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则要求不仅掌握信息，还能理解信息。为获得这些历史资源，政府应充分发挥内部人员的作用，同时寻求外部的支持。

　　1月23日，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和英国独立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所联合发布了报告《历史在政策制定中有何价值？》（What Is the Value of History in Policymaking?）（以下简称《报告》），探讨了历史以及跨文化视角与英国政治决策的关系，建议学术界和政界就此开展更系统、更严密的研究。

　　政策制定对历史资源运用不足

　　在英国，尝试以专业化的方式将学科知识应用于政府行政事务中，并非新举措。1964年，英国就设置了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一职和政府经济服务部门。2013年，卡梅伦政府启动“什么起作用：社会政策证据中心”方案，计划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专家中心网络，在减少犯罪、促进地区经济、积极老龄化、早期干预4个领域内，确保国家各层级在制定政策时，能够以严格、高质量且经过独立机构评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同年，英国政府官网开设“公开政策制定”（Open Policy Making）博客，鼓励公众和专家在此平台上就公告政策发表看法，并给予反馈。

　　今天，统计数据、社会研究、模型分析等证据的使用在英国政策制定中愈发普遍且成熟。然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常被认为不能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提供“硬性”成果。“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句话常被挂在嘴边，但很多人并未真正理解其深层次含义，也未系统地采取措施使历史学研究者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不少官员具有艺术和人文科学背景，但鲜见他们以积极的、专业化的方式利用历史和跨文化研究成果。

　　如果历史和跨文化研究对于政策制定的价值与其实际应用之间有差距，原因何在？在政策制定的哪些方面，历史和跨文化知识被视作是“有用”的？如何像对待其他学科一样利用历史和跨文化研究成果？2014年3—7月，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围绕“关心未来：从过往中思考前方”（Care for the Future: Thinking Forward Through the Past）和“文化翻译”（Translating Cultures）两个主题与政府研究所合作举办了四次圆桌会议，学者、官员及有关机构代表就历史和跨文化视角在英国人道主义和海外政策、社会凝聚政策、财政和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采用情况以及改善学界与政府机构互动的途径展开讨论，《报告》即是对会议讨论内容的总结。

　　历史可激发政策制定新思路

　　参与圆桌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谈到，历史可以激发思考政策问题的新思路和创意，使人“跳出现在”。英国财政部官员举例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财政部曾召集官员和学者召开多次研讨会，回顾历史上类似的银行业危机或财政危机，借助历史知识指导应对措施。与会者提出，政府在“以史为鉴”的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历史参照点的区别。针对同一事件，不同代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选取不同时期的历史作为参照。在英国是否应出兵叙利亚的争论中，有些人以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及其后果为参考，有些人以欧盟对波斯尼亚的干预不足为参考，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得到的结论相差悬殊。

　　第二，厘清讨论术语。关于社会凝聚力的讨论中常会用到“多元文化主义”、“凝聚力”等概念，这些概念并不被所有人接受且其内涵随时间不断变化，学术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不同人看来它们的含义不同，更正媒体对其错误使用，进而更好地为相关讨论确定框架。

　　第三，不同群体的历史观。了解受政策影响人群的历史观很重要，特别是在社会凝聚力和人道主义干预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要与公众交谈而不是谈论他们，如果人们感到自己没有被纳入对话当中，政策和研究会产生间离效果（distancing effect）。

　　应加强学界与政府联系

　　运用历史思维作为一种考察政策问题、寻找应对方案、改善行政管理的手段有着明确的价值。有学者表示，应认清历史信息、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之间的区别。历史信息可能是事实或数据，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就可以获取，而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则要求不仅掌握信息，还能理解信息。《报告》提出，为获得这三种形式的历史资源，英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内部人员的作用，同时寻求外部的支持。

　　从内部来看，英国政府各部门不乏具备长期政策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官员，但分布于不同岗位，他们为政策官员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做法并不普遍。以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为例，该部拥有约45名研究分析员，他们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与负责执行的政策官员合作并为其提供咨询，他们需要做的是如何将分析与执行完美结合，以确保分析客观并适用于实际的政策流程。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另设有一个单独的历史专家组，其主要任务是编写宣传册、报告、图书并制作《英国海外政策文件》。近年来，历史专家组开始作为一个顾问机构与部门其他工作组合作，并举办加强政策官员与外部专家联系的活动。

　　从外部来看，政策官员个人通常会与外界专家顾问、学者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但这种网络可能会因人员变动而消失，因此需要中介机构帮助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建立联系，助其寻找合适的专家、委托研究项目、邀请学者参与政府部门举办的各类论坛。

　　会上还谈到使用学术专业知识辅助政策制定时遇到的障碍，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时间压力。一位与会者表示，“政策制定者今天就需要信息，不是明天。”人道主义行动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局势紧急时，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反应速度与准确性之间取得平衡的难度已经相当大了，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历史或文化特殊性问题。另一个障碍是有意参与政策制定的学者难以与政府部门开展持续、有效的互动。尽管存在着不同层面的阻碍因素，与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均表示有强烈的兴趣和意愿加强合作，使历史研究能更多地为政策制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