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刘若愚在中国古典诗词、诗论的翻译、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成就突出，他一生写有8种英文著作：《中国诗学》、《中国之侠》、《李商隐的诗》、《北宋六大词家》、《中国文学理论》、《中国文学艺术精华》、《语际批评家》、《语言·悖论·诗学》，其中《中国文学理论》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界影响很大。他的著述不仅对西方读者、学者了解中国传统诗学精华及其特点有极大的帮助和开启之功，而且对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亦有推动和拓展视野之作用。在中国诗歌翻译、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尤其是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等领域，刘若愚的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致力于中西文学理论综合研究

　　刘若愚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具有诗学理想的文学理论家。首先，他思考并解答了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他将文学定义为“艺术功用与语言结构的交搭”，并在艾布拉姆斯的启发下，建构了文学四要素双向循环系统；对诗、词的定义、结构、分类以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刘若愚也有独到而深入的讨论；他将境界视为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并对境界做了界定和多方面的阐释；另外，刘若愚还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和立场等。对这些文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体现出刘若愚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的智识和责任。他曾说：“无论如何，即使我们永远不能达至一个确定的回答，假如每个批评家把他理解的文学讲清楚，将会很有帮助。”“我的意图并不是给‘诗歌’下一个完美的定义，而是觅求一种带有启发性的假说，它有助于我们把那一阐释性的圆圈变成一个无限的再解析与再品评的螺旋体。”这就是刘若愚为何要界定文学、诗歌等基本概念的原因。作为一位理论家，刘若愚认真、诚实地负起了时代之于自己的使命。

　　刘若愚是美国华人学界较早影响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将综合中西文学理论作为他的诗学理想，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亦是当之无愧的比较诗学家。《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语际批评家》、《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等著作和文章都体现了他作为中西比较诗学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由于他追求中西理论的综合，所以在批评实践中更多地是致力于寻找中西文学理论相同之处，这为沟通、比较中西诗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刘若愚对语际批评家的写作定位，语际批评家作为读者、翻译者、阐释者、品评者的定位等问题的讨论，融入了自己真切深刻的体会，他的真知灼见、系统思考、自觉反思都难能可贵。

　　刘若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用英文教授中国古典文学、诗学二十多年，有诸多的翻译实践，也提出了一些翻译理论，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从诗学功能和语言结构两个角度阐述了翻译者应遵循的原则，并从三个方面区分了诗人翻译者和批评家翻译者的不同，指出译者应具有双语和双重文化背景，要对两种语言有着同样敏锐的感觉，并且对翻译中词语的对等、意象、语法、声律等具体问题都有思考。刘若愚的这些翻译思想，是他多年翻译经验的总结，颇具学术价值，对当代的翻译研究会有裨益。

　　刘若愚的理论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具体来说，是一个从特殊（诗、词及中西诗学比较、翻译）到普遍（文学），从实践（批评标准和方法的具体落实）到理论（基本理论问题的发微、阐述）的逻辑关系，即从诗歌、词的批评实践提出了诗、词、文学的定义及批评的标准、立场和方法，并在“综合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下，对比较诗学的主要问题作了系统阐发，进而讨论了跨文化比较中无法回避的翻译问题；既有理论的提升，亦在批评中实践他的理论。当然，这种逻辑关系并不是就他的理论形成过程而言的，而是着眼于这些理论的内涵。

　　秉持中西互照互识互证的学术立场

　　刘若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严谨学者，他在中西比较诗学中有着坚定的立场，即秉持中西互照互识互证的学术立场，并非是“以西释中”、“欧洲中心论者”，或者“西化”。他用英语写作，借用西方理论中的名词，让中国古代文论以逻辑、思辨的面目出现在西方学界，是身处西方语境中的必然选择。刘若愚也曾就某西方学者说他是“欧洲中心论者”给予尖锐的批驳。

　　将刘若愚的研究放置在20世纪60—80年代予以观照，其意义更为显著。他是现当代海外华人学者中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系统化的第一人，对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传播功不可没，不仅对当时中西文论的交流、比较有重要意义，而且为西方学者系统地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古代诗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对西方民族的诗学研究亦有借鉴之作用。因此，刘若愚的研究向西方学界显示出作为一位华裔学者的非凡努力——突破民族的视界，跨越语言屏障，达至两种文化、诗学的沟通。他的研究成果对当前国内外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亦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刘若愚亦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局限。有些学者已经指出，如乐黛云、黄庆萱等曾对刘若愚的研究提出一些批评，而且在比较诗学方面，刘若愚对有些问题的阐述过于简单。但白玉微瑕，刘若愚诗学研究的开启之功和世界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在我们讨论和评价刘若愚、叶嘉莹等这些海外华人诗学家时，应将其置于中外文化对接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不但要关注他们的成果在相关领域中的学术价值，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和意义，还应考虑他们在中国文学、诗学的海外传播方面的作用。以跨文化的视野历史性地考察他们的学术成果，我们才会更加客观、理性地衡量他们的历史贡献。同时，我们也应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透视他们作为华人诗学家在西方语境中的生存处境、学术选择、批评理念、文化身份、在异域文化界的影响等问题，理解作为一位华人学者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选择和努力，以及他们在西方学术界所面对的各种困境！如此，我们对他们的评判才会更加鲜活，富有厚度，也会更加准确与公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刘若愚诗学理论研究”（11BZW001）和国家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11&ZD111）阶段性成果）